广州厨余垃圾处理试验全国领先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见证厨余变成有机肥 规模化发展亟待破题
目前，广州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超过1.4万吨，其中7000吨为厨余垃圾，而这还不包括2000吨来自餐馆酒店的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始终被认为是垃圾处理的关键和难点。
在广州，唯一可以专门处理厨余垃圾的地点是大田山生态循环园，但这里厨余垃圾的日处理量仅控制在50吨。这意味着，其余的至少6950吨厨余实际上和其他垃圾一起最终被运往了垃圾焚烧场。生态循环园园长杨章印坦言：“垃圾分类搞起来了，如果终端处理设施跟不上，就没用。”
大田山生态循环园认可的厨余垃圾包括花枝花叶、剩饭剩菜、菜头菜尾、果皮果壳和过期食品，都属于“有机易腐生态物质”的范畴。
这里处理厨余垃圾的主要方式是“好氧堆肥”，是“生化处理”的一种，也被认为是对传统的“回归”。杨章印习惯用一个很浅显的说法向参观者介绍：其实古人就是这样做的，剩菜剩饭都用到了田里，当作肥料用来种菜，只是现在的厨余垃圾一方面是成分复杂了，另一方面是产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要先去掉有害的成分然后再集中处理。
去到生态循环园现场的人也都发现，厨余变身有机肥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只有简单的几个环节。每天上午10时30分以后，就陆续有专门运送厨余垃圾的生态快车进到园区，一车5吨，10辆车50吨的厨余来自广州各个区的农贸市场、居民区和部分餐馆。
第一步，厨余垃圾被机器快速粉碎成不到一厘米的颗粒，并添加堆肥所需的菌种。第二步，粉碎后的厨余被运往动态翻堆槽，在这个长105米、宽3米、高1米的开放槽内，通过不断地被“翻滚”充分接触氧气和水分，如此进行25天后，发酵为成品肥。第三步，对成品肥进行分筛，去芜存菁，就得到了最后的有机肥。
厨余制成的有机肥看上去就像细细的黑土，已经看不到一丁点儿厨余的影子，也闻不到异味臭味，而是散发着淡淡的枯树叶的气味。杨章印介绍说，厨余制有机肥的转化率达到18%,100吨的厨余可以制成18吨的有机肥。
这些有机肥一部分直接用在了生态循环园的农田里，用于种植有机蔬菜，农田面积有80亩，蔬菜品种和产量都相当丰富。另一部分的有机肥被一斤斤分袋包装后，与有机蔬菜一起，不定期在东风西路的派发点免费派发给市民。卖相不好的“歪瓜裂枣”还用来在生态循环园里养猪、养鹅、养羊甚至饲养四只鸵鸟，据工作人员说，一开始养鸵鸟是因其食量大，“一顿就能吃掉一大盆白瓜”，这样种出来的瓜果蔬菜不浪费。
作为广州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之一的大田山生态循环园，三年前以“试验”的目的建立，其试验目的就是“探索一条高效、安全、环保之路”。为达到这样三个目标，这里厨余垃圾处理的“一进一出”都被严格控制。
“一进”的严格在于酷游ku游官网，来到大田山的生态快车首先就是专为“厨余垃圾”量身打造，厨余垃圾的特点是水分多和易腐臭，生态快车是全封闭的垃圾车，在其内部还将厨余汁水和厨余垃圾分离防渗。并且，每天每辆来到园区的生态快车都要当场查验，工作人员如果发现垃圾中含有塑料袋或玻璃瓶等不符合标准的垃圾超过5%，就可马上拍照留证，并让司机签字后退货。杨章印说，这样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几次，退回去之后要求对方整改，确保下次送来的垃圾合格。
“一出”的严格体现在对终端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论是有机肥还是有机蔬菜，大田山都会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在大田山的微博页面上可以看到有最新的土壤检测报告、有机肥检测报告、秋葵检测报告、淮山检测报告、萝卜检测报告等等。杨章印对于大田山的出品很有信心，三年来，大田山的有机蔬菜也有了口碑，派发点还常常排起长队，除了派发以外，有机蔬菜也有供应到相关政府部门食堂，杨章印说：“我们自己都是吃了几年了，比外面的要好吃多了。”
今年，有机蔬菜将进行试销，大田山希望通过试销了解市民的态度，也可设定一个市民可以接受的价格。另外，杨章印发现，有机肥更是“供不应求”。在过去的三年里，大田山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购买有机肥的信函。
除了出产蔬菜和肥料，生化处理厨余垃圾对大田山的另一贡献是对土壤的改造。大田山生态循环园的前身是大田山垃圾填埋场，填埋场从1992年开始运营到2002年正式封场。如今的生态循环园的地底下就是深达80米的垃圾，足有500万立方米的体积。
因为这样特殊的土壤条件，该地区已不适合建造高楼。要改成生态循环园也要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先以高强度高密度的聚酯纤维膜隔绝，然后再盖上附近大田山上的原始山土。按照杨章印的说法，土壤不怕肥，越多越好，所以大田山半年施肥一次，还可看情况适当加肥，经过三年的不间断施肥，土壤的肥力大大提高，重金属含量远低于标准要求值，有机质含量也要高于附近土壤。
事实上，生化处理的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部分垃圾分类较为成熟的国家，厨余垃圾的处理都以“零填埋、零焚烧”为目标，正是因为填埋和焚烧被认为危害极大、浪费极大。
民间环保人士张伯驹一直致力于促进垃圾有效回收，他多次不厌其烦地在公开场合向普通民众解释：如果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合，填埋会产生渗滤液和臭气的问题，威胁周边居民的健康，并可能污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焚烧的热值又太低，而且我国厨余垃圾盐分高，即氯含量高，更容易产生含氯有机污染物，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恶英，可以随着食物链回到人们体内。
广州本土的环保人士网友“@广州妈妈种菜团——老姜”也强调，市民注重的是餐桌安全，政府在做的是垃圾分类，国际潮流是低碳减排，而生化处理厨余垃圾正可以把三者结合起来。
而且，杨章印表示，事实证明采取生化处理厨余垃圾的方式，对减少地沟油也能间接发挥作用。与大田山签订协议的140多家绿色餐饮单位，承诺对餐厨垃圾统一收集、统一处理，从而从源头杜绝地沟油。
同时，现实条件也逼迫人们必须选择一条新路。广州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艳华针对广州垃圾填埋曾公布一组数字，她说根据模型测算，如果全部采用填埋模式，广州在2015年、2020年、2025年分别需要用地约2979亩、6123亩和9327亩，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采用经济学的价值补偿标准计算，填埋的成本约为22.5亿元~45亿元，焚烧为18亿~25亿元。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肥料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廖宗文参加过多次垃圾处理的讨论会议，作为新肥料研究的专家，他表示，大田山出产的有机肥肥效质量好，并且比大多数的肥料安全。
“其实制有机肥是一个很常规的技术，需求量也大。但问题在于一般的肥料厂如果单从商业行为的角度去考虑，就不会做，这个一定要政府主导,要有政府补贴。”廖宗文分析道，要把大田山的模式推广出去，除非政府支持，因为从垃圾分类开始，就必须由政府协调各个方面。
网友“@广州种菜妈妈团——老姜”就曾尝试小范围地回收厨余制作有机肥，他在社区里发起以厨余换新鲜蔬菜的活动，但仅进行了一次就不再继续了。他发现，这件事虽然“技术不难”,而且“成本也不高”，但难在“费人费时，非常麻烦”,必须联合物业、市民、街道一起去推动，操作时缺一方都不行。
此外，在一些大中城市，都有环保人士和组织发起的厨余垃圾处理活动，比较常见的形式是由环保组织发放简易的家居厨余垃圾处理设置，比如厨余堆肥桶等。但正如廖宗文所说，家庭处理的方式比较适合空余时间比较多，又对有机肥有需求，或对环保比较热心的人士，对于整个城市的厨余垃圾处理问题来说影响有限。
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化处理的必要性时，杨章印也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外界对大田山的要求变高了，一些官员和市民都开始质疑大田山的处理能力问题。对此，杨章印认为，大田山生态循环园已经达到了原有的目的——证明这种处理厨余垃圾的生态循环能够实现。试验的目的不是处理是证明，因此不能单纯追求每天处理多少吨。在他看来，大田山的规模化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他也坦承，如果要推广大田山的模式，在社区就地处理也是可能的，从技术上来说，一个处理设施的占地面积并不大，还是难在选址，毕竟人们多少都会介意自己距离垃圾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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